康恩貝董事長胡季強：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，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，但后面也說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，感覺這兩個“作用”常常相背而行。高度集權的政府體系拖累市場效率，在實踐中是非常明顯的。比如說，我所處在醫藥行業，審批到處都有。國家發改委價格司藥品價格處就那么幾個人，要管全國五千多家藥廠、幾萬個品種的藥品價格，能管得好嗎？浙江有一家很有名的上市公司，叫華海藥業，外向業務一直做得比較好，他們在仿制藥方面向美國FDA（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）和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同時申報，結果美國FDA已經批準上市兩年多了，中國這邊還沒有批出來，結果怎么樣呢？專利到期的藥，美國市場上的價格已降到原來四分之一乃至十分之一，而中國的老百姓還在承受原來的價格，比美國的藥還貴得多。所以這樣一種審批管理，盡管中央下決心要放，但在實踐中到處存在。我個人覺得，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，中國經濟要釋放改革紅利、促進轉型還是非常困難，不知道吳老對未來改革的發展前景怎么看？對解決這個問題有什么好的建議？
吳敬璉：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里頭很重要的，就是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，同時也說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，那么，這兩個作用之間是什么關系呢？在我看來，它是在不同的領域發揮作用。在資源配置上，嚴格的說，是在生產私用品的資源配置上，市場是起決定作用的。這是針對過去在所有領域的資源配置上，政府都起主導作用而言。
那么政府也要更好的發揮作用，就是說過去政府的作用發揮的不好，不好在哪里呢？不好就在于，政府在本應由市場發揮作用的資源配置上也插了一手。三中全會決定里面也講到政府應該在哪些方面發揮作用，用簡單的話來說，就是在市場失靈的方面發揮作用。政府要提供什么呢？要提供公共品、公共服務。具體來說：第一，要提供一個好的法律系統和法律環境，公正執法；第二，要提供一個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。所謂宏觀經濟環境，就是說貨幣發行量適當，物價總水平要穩定。這里的物價穩定不是說政府去管具體物價，價格應由市場供求決定，這是市場的事；第三，政府要提供一個基礎的教育系統、科研系統。
基本的資源配置應該是市場起作用的，政府要提供的是公共服務，在市場失靈的地方發揮作用。有時候，這兩個領域有邊界模糊的地方，比如資源壟斷，像自來水的供應等。這個時候就需要研究，在不同的階段，不同的文化背景下，政府管多一點還是市場管多一點。有一個模糊地帶，但大的范圍應該是清楚的。
